萧芸：今天，我也要“拨乱反正”—《知青福音书》的前前后后
但与此同时，我也发现，网上许多关于我、关于《知青福音书》的报道，都与事实有出入，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谬误，如：《知青丨这个女人不寻常：她改变1700万知青的命运》中，就存在着许多错乱信息：
将我的一些散文作品无缝连接成故事主线，导致年代错乱、人物故事张冠李戴，与事实不符，严重扰乱视听，需要矫正。
《知青福音书》的前前后后
目 录一. 关于祖先萧氏的认祖归宗
二. 《知青福音书》的撰写缘起
三. 重新起航我为中国少年鼓与呼
一. 关于祖先萧氏的认祖归宗
水有源树有根，细思起来，当年写下《知青福音书》的热血倾诉还是与我的家族有关联的，所以我首先要交代一下我的萧氏家族和我的父亲母亲。
公元前213年到前212年间，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发生，不到30天时间，中国秦代以前的古典文献，都化为灰烬。留下来的只有皇家图书馆内的一套藏书。
公元前207年十月，汉高祖刘邦率兵攻入秦国首都咸阳。将士们忙着抢金夺银，抢占豪宅……烧杀掠抢，唯独萧何率兵将皇家图书馆保护起来，随即进入丞相府，把秦国的地图及户籍册收藏起来。所以，我大汉民族的古典文化才得以保存下来，我以鼻祖为骄傲。
先祖们开枝散叶至元朝，“始迁（湘潭）的先祖兴公（萧兴），字振仁，号静山，元进士，原籍江西吉安。授衡州推官，旋升岳阳郡守。”元至正20年（1360）兴公任期已满告老还乡没有返回吉安，而是乘船载着一家老小南下，停泊在湖南湘潭易俗河。兴公上岸行走在河堤上，见满垅荷花夹稻田一片祥瑞，觉得这里就是落脚点了，于是上岸安家。
其时，兴公有四子：道泰、道南、道东、道隆。道泰四世孙宗英与道东之后世守湘潭。道泰四世孙宗成于明永乐2年（1404）徙居宁乡泉塘。道南分徙湘乡南门。道隆四世孙宗笃明正统11年（1446）徙善化八都白田。总祠建于湘潭易俗河过山码头。所以我应该是道东公之后。
因为战乱，我的先祖中有九如公从湘潭城里逃到了湘潭县石潭镇列家桥乡毛塘坝，在明山秀水的乡村定居繁衍后代，并在此地兴建九如祠，也就是萧家祠堂。到我的曾祖萧华四个兄弟（荣、华、富、贵）再到祖父萧禄渠（也是福、禄、寿、喜四兄弟），在地方上都还属于名门望族。
祖父也是四个儿子：大伯萧曙辉，是当地名医；大叔萧宁寿务农，小叔萧杰生，原来是市剧团演员，后来回到老家我的小学母校毛塘坝小学任体育老师；我的父亲排位在第二，大名萧立坤，自诩名萧仑。
据说我的父亲是个非比寻常的灵童，在他四岁的时候，他的外公去世，当地发丧的司仪有意加害丧家，故意推脱不来，眼看发丧的时辰已到，却因为没有司仪无法把灵柩顺利抬出丧上山安葬，这是很不吉利的事情。四岁的外孙在人群中高喊：“他不来我来！”就这样，我的父亲被他的舅舅抱上了他外公生前常坐的太师椅上，声气洪亮字正腔圆地喊礼读文，让他外公的丧仪井井有条地进行，一时轰动四乡八里。
祖父看到这个儿子非比寻常，因此后来送儿子去长沙明德中学读高中，后来考上了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那一年恰逢湖南大学数学系开办，招生不理想，就动员其他系的学生兼修数学，当年数学系带兼修生一共是27个学生，最后只有两名学生毕业获得了学士学位，我父亲是其中之一，同时获得了湖南大学的双学士学位。
土木工程系的专业，父亲一辈子也没有沾边，倒是数学专业是父亲一辈子教学和钻研的轨道。抗日战争开始，湖南省政府要开一所敌后师范学院，在安化（今涟源一中旧址）开办了国立蓝田高等师范学院，我的父亲被推荐为数学系主任。说国立蓝田高等师范学院大家都要懵圈，但是，我说湖南师范大学大家就明白了，这是当今的一所响当当的985大学，蓝田高等师范学院就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
国立蓝田高等师范学院还有一个更加知名的名字：三闾大学。当然，文学爱好者都知道，这是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故事的发生地。钱钟书先生当年是那里的英文系主任。
当年数学人才不是稀缺是奇缺，父亲既然是戴上了数学的学士帽了，自然成为了当年的炙手可热的人才，由湖南大学第一届数学系主任推荐，我父亲去涟源蓝田高师任职数学系主任。当然，就和钱钟书先生是同事了。这令我阅读《围城》的时候紧张得小心脏都提到嗓子眼了，生怕钱大师入木三分冷嘲热讽的笔触一不小心，就戳到数学系主任的身上，让我的父亲汗颜让我们子女心痛。还好，在钱大师的笔底下没有关于数学系主任的身影，说明我的父亲是多么正直正道的真才实学。
因为父亲和陈布雷的秘书张林是同学，相交甚好，居然还成就了张林的孪生弟弟张森和我的大姑的婚事。解放后，张林先到香港，然后帮我父亲定好了去香港的机票，托人专程送到在老家教书的我父亲的手里，但是我的父亲婉拒了，他一个教书匠没有必要逃亡。
我的母亲谷皓然是地道大家闺秀，外祖父是工商业兼地主，乡村里大片的田园只是小家当，湘潭湘乡邵阳三城都有一条街的铺面。外祖父谷崇实原本是小家小业，娶了我的外婆胡桂荣之后，凭借外婆的丰厚嫁妆和勤俭勤劳，家道日益兴旺。生了三儿子四闺女，几十年功夫便成了当地望族，儿女也多有出息。
大舅谷继光是外公外婆的得力助手，解放前经管着湘乡邵阳的商业，担任湘乡商会主席，按照革命阵线划分的界限，解放后镇反是该枪毙的，但是我大舅在解放后的任何政治运动中安然无恙，即使是文革的挖地三尺的革命，他依然是闲庭信步，94岁在湖北财经大学溘然长逝。原来，他在国共对立的年代里是个两面人，商会主席的宅邸之内，最里面的不是内眷，而是共产党的工作站，他出面营救了很多革命志士并且送往延安，我所知道的张闻天夫人刘英被捕后，就是大舅舅营救出来再派人送往延安的。当时长沙有个名人叫做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哥，也是我大舅的挚友。王季范的儿子王德恒，娶了我叔公公的女儿萧凤林，生下了女儿王海容。王德恒去延安投身革命，王季范和孙女儿海容生活艰难，我大舅干脆将祖孙俩接到家里来供养着，这一住就是很多年，一直到全国解放。解放后王海容任国务院礼宾司司长，也就成了我大舅的保护伞。
二舅谷霁光自小抱负大，他号召兄弟姐妹冲出深山老林，带动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外出求学。凭借优秀的学业，从湘中小山冲冲到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转到历史系，和罗尔刚、吴晗等是同窗。二舅最著名的事迹是“倒架看”（在图书馆看书是一架架地阅览），毕业后留校任教几年。他后来去南开大学文学院任教，与清华历史系的同窗吴晗在南开又是同事，成为了一生的挚友。抗战后二舅辗转福建和江西，最后担任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江西大学（今南昌大学）校长。文革中，因为受“三家村”中“首恶”吴晗的影响，二舅成为江西省文革浪潮的开篇，第一个被揪斗打倒，所幸造反派都敬重这位老教授，二舅也生性乐观开朗，无论是在建筑工地做苦工成捆背牛毛毡上脚手架，还是在大学里打扫公共厕所，二舅都心淡如水，得以熬过多年的灾难留得一命。二舅后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府兵制度考释》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73岁担纲主编《中国兵制史》，1993年，83岁的二舅编撰完成付印后溘然长逝。1959年，母亲带我去南昌二舅家，原本是想把我留在二舅家的，但是我害怕舅妈，高低不从而未能遂愿，但从此我把二舅当父亲，书信来往很多年。刚才百度，才知道南昌大学已经成立了谷霁光人文高等研究院，可见二舅的学术成就巨大。今南昌市与韬奋路平行的霁光路，就是纪念我二舅的。
受二舅的影响，三舅谷旭光毕业于桂林航校，后来投身抗日救国加入国民党74师，成为师长张灵甫的副官之一，在孟良崮战役中被俘，释放回到老家湘潭乡下，因为未婚妻李冬生还在南京，于是去南京接未婚妻成婚，不料被军统探得行踪，令其归队，编入杜聿明部队炮兵师。淮海战役与杜聿明一起被俘，已经是少将炮兵师长，所以也与杜聿明一起成为战犯接受改造去了。五十年代中期大赦获释回家务农。三舅虽然是军人，身板笔直却无杀伐之气，唯有慈祥的面容，可惜在文革后期打击“516分子”的时候被无辜羁押，竟然自缢身亡。
我的母亲受兄弟的影响，也发奋读书，入读长沙周南女校。
全国解放前，我的父亲已经在湖南大学任教了，母亲也在周南小学教书，本来一家人安居省城是最好的归宿。父亲当时在长沙的进步报刊发表了《挽蒋介石》的檄文讨伐蒋介石，被国民党政府通缉，父亲连夜逃到大舅那里躲藏，母亲带着哥哥姐姐随即回到了老家，我们家与湖南大学失之交臂。
全国解放后，父亲在当地萧家祠堂小学当校长。湖南大学再次邀请父亲任教，但是父亲的好友统战部长杨第甫分管农业，邀请父亲去了安乡农校当校长，我们家再一次与湖南大学失之交臂。直到1956年反右运动前夕，湖南大学依然向父亲伸出了橄榄枝，但是父亲一片赤诚，心怀要献身发展中国农业的远大目标，继续留在农业教育一线，我们家第三次与湖南大学失之交臂。失去了湖南大学的庇护，也失去了家庭团圆的家园，从此我们家六口人分散在六个地方，再无团圆的契机。
我是1951年9月出生的，真的是生不逢时，土地革命在湘中地区轰轰烈烈。在如火如荼的斗恶霸分田地的疯狂岁月，我降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石潭镇列家桥乡萧家祠堂的小学校里，因为刚刚开学，我的母亲摔了一跤，小产了我，我居然连皮肤都没有发育好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也因为我出生的那一天，我的爷爷就枉死在县监狱里，娭毑（奶奶）视我为灾星恶煞，在我出生后的第12天，差人将我丢到了荒山野岭上，差点被狐狸吃掉了。但是我命大，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被养母刘二娭毑抱了回来，养我到8岁。
我是在天天开斗争会的革命浪潮中度过童年的，当叔叔伯伯被戴高帽跪在地上被批斗被凌辱的时候，激情高涨的乡亲们，不会发现瑟瑟发抖的小小的我，因为被斗争的那些“坏人”里面，有我的叔叔伯伯姑父甚至堂哥们，之后长达十年的阶级斗争政治歧视，我都抬不起头来，在“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声中，我畏畏缩缩地成长起来。
二. 《知青福音书》的撰写缘起
自从2000年以来，每一年都会有一波对《知青福音书》的传播，但无论是《知青福音书》的内容，还是写作经过，都有许多误传。所以，我把正确的事实经过晾晒在这里，希望能正本清源，保持这朵历史浪花的纯粹。
感激大家还记得1982年的陈年旧事，把《知青福音书》保存在博文里。这封信，我自己是读过了上百遍吧，只要遇到必读。
可是，打开兄弟姐妹博客里的《知青福音书》，读着读着，忽然觉得不对劲，我自己最在意的句子怎么没有了呢？再顺藤摸瓜回到出处，才发现从那个广为流传的《影响知青历史的三封信》里起，就被删除了一大段，至于原因，也许是文摘当事人打字的时候眼睛跳行了，也许是编辑碍于版面有限删除了（编辑删文就像割韭菜，我自己就是！汗！）甚至，两份底稿的原件已经于2007年奉献给浏阳胡耀邦故居陈列馆了，我还看到了伪造的底稿原件的复印件，完全不是我的字迹，也不是热心帮我传递报告的何秋爱的字迹。
既然是历史，就需要原貌不能残缺，就应该完全真实，所以，今天我找到自己的原文，在这里登录一下。麻烦转载有《知青福音书》的兄弟姐妹，把文档替换一下。
各位领导：
我们都是（一九）六四——（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先后回城的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十五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热泪回到“娘家”。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为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作为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青春年华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几千万知青在农村……
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穿用)；
身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
荷锄掮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
粮棉油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是有积极作用的。若不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这些看不见的、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煞。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青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不会理解、也不能忍受。上山下乡在当时来说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点，知青回城也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应当这么说!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遗憾的是有的人总是把知青回城看成一种“恩准”(这种人的另一种观点是下乡者“活该”)。偏见导致歧视，因而知青的“苦衷”无人问津。
弹指间，皱纹、白发都爬到了我们的眼角和额头上，堂前父母老、膝下儿女大。说来惭愧，我们的工资数(元)比年龄数(岁)还要少。若遇不测，还要欠债度日；甚至一如过去，老着脸皮回家伸手向亲友要钱。
如今提倡向前看，国家前途是令人鼓舞的。但我们个人前途是不可卜的，现在大家都在传说：（一九）八五年以后，国家工资制度将要改革，我们这些“无学历、少工龄、缺乏技术专长的”老知青辈将会作何安排？国家是否能理解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人的忧虑？(也是成千上万的人)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的、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话：“不使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这批上山下乡知青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
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人传送的福音。
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株洲市湘江机器厂
（今中国南方航空动力机械集团）
南华幼儿园 肖芸（萧芸）执笔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知青福音书》写作经过也有很多地方误传。
就《知青福音书》面对面采访过我的，只有作家梁小斌和四名记者：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委宣传部的凌泽泉、陈家萍，《知音》杂志社胡平和《安徽工商报》记者徐静。遗憾的是，因为参考资料的误解，导致他们的稿件中也有细节错误。很多撰稿人，写的特稿漫天飞舞，但是他压根就没有采访过我，都是通过网络搜集的资料写的，其中的细节谬误很多。所以，我把正确的事实经过晾晒在这里，希望能正本清源，保持这朵历史浪花的纯粹。 1982年的秋天，我们这些乘“回城风”最后回城的上山下乡知青，参加工作已经有三个年头了。初期的感恩情绪逐渐消退，代之而起的是许多困难和困惑。30岁的人拿28元的工资，工资数目比年龄数目小，回个娘家还要借债才能成行，工资晋级年年有，可那是有工龄界限的，我们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进入晋级范围。
孩子大了，需要伸展胳膊的空间，可是全家只有一个十平米的干打垒房间，连供小孩写字代替书桌的木板都不得不架在窗台上……住房分配每年两批，按照分数排队，工龄是计分主体，我们哪有啊？我们只有农龄啊！
我因为善于写计划总结，附带写各式各样的报告，被同事们戏谑为“小（萧）报告”，我写的报告曾经成功地获得效果，比如为集体职工争取到和全民职工的奖金平等，为幼儿园争取到暖气改造……所以，很多同事有事就找我，鼓动我写报告。知青要求政策照顾工资晋级和解决住房的问题，就不断地有人来找我。因为我在幼儿园工作，是全厂职工汇集的场所，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找我谈这个问题。
1982年的国庆节期间，我按照惯例在幼儿园值班。那时候，因为家庭接连发生老人生病去世的灾难，欠下了不少外债，增加收入的唯一渠道是节假日值班，因为可以挣三倍的工资，我是连除夕和年初一都顶上的。有一天竟然来了十来个老知青，有的还是来自长沙和湘潭等地的厂矿企业。
大家坐在大一班的教室里众说纷纭，神情凝重语气愤懑，一致认为有必要向上级领导反映，希望把知青群体作为特殊群体照顾，在晋级和分房待遇上采取加分的方法优待平衡。我对大家说，我们没有工龄有农龄，要是把农龄变成工龄就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的话让大家面面相觑，大约觉得这是异想天开，这可是需要中央下文件的大事啊，狮子大开口太不实际了！但是，大家也许都是狐疑的，不知道我会鼓捣出什么来，因此承诺，报告写好，每个人都来签字，写报告的事情当然是非我莫属了。而我偏偏是一个如果认定的事情，就不需要太动员说服的人。我被大家的承诺鼓舞了，立即付诸行动。
10月6日晚上，等孩子睡觉了，我在厨房的肥皂箱垒砌的小桌上把这封信写好了。誊正后，我把底稿收好，准备了四张让大家签字的空白纸。
可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真真切切地发生了。第二天，我去找大家签字，身边同事中和我议论过报告事情的老知青们，一圈十多个人问下来，她们都好像预先约定好统一了口径似的：“他们先签吧，我最后签。”而那天来幼儿园的长沙、湘潭的知青，都好像聊斋访客似的，消失得声息全无。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记住他们，更无联系方式，一时之间真是束手无策。
即使这样掉进了冰窟窿里，我依然是不死心，总想找个突破口，不至于让这个分量如此重大的报告，成为我政治上不成熟的笑柄。于是，我特地请了半天轮休假，中午孩子们午睡的时候，拿着报告和签字纸去了老知青集中的幸福幼儿园，去找我认为最可能签字的一位知青，当时她可是声情并茂地表态要签字的。然而，她也和其他人一样地开始斟酌推诿。我傻眼了，一定是我的信写得过火了，让大家感觉到存在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隐患，“文字狱”的文革遗风依然肆虐，要待遇就是不满现实、就是反革命，与现实唱反调扰乱民心更是罪加三级，那是要坐牢的，尤其我们是个三军军管的航空机械制造单位，断然风吹不得草动不得的。
就在我进退两难木桩子戳在那里的时候，幸福幼儿园的何秋爱老师热情地请我到她们班去坐坐。她是永州的下乡知青，并不知道报告的事情，我简单地说了来由，把报告递给她看，这时候我已经不再指望有人签字，只想着能有人指点迷津，这报告是否严重到反动的地步。何秋爱看过说：“能留下来让我研究一下吗？”我答应了。
三天后是星期天，我们约定在她们幼儿园门口见面的时间。何秋爱说，我签字吧。我说，你爱人是残疾人（在部队受伤失去了一条手臂），还有两个孩子，万一有问题怎么办？我反正只有一个孩子，不怕坐牢。她说，先不说那么严重吧，我帮你把报告递出去，我堂姐和姐夫都在新闻出版单位，他们都是党组成员，可能有办法传递上去。
那一刻，我从背脊到脚跟都热麻酥软了，好像从南极冰川降落到了赤道线上，眼泪哗哗地狂流。
何秋爱很仔细，自己抄正两份，一份留底，一份准备送往长沙。她找幼儿园会计借了十块钱，星期天买了车票和礼物，去了一趟长沙（我们厂在株洲），把我写的报告交给了她的堂姐何大姐和姐夫潘运告。
这份报告，通过何大姐递交到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党委会，在党委会上宣读的时候，有两位女委员还抹了眼泪。随后，这份报告加盖了科技出版社党委会的大红印章之后，成为一个民情附件，被递送到了湖南省信访办。再后来，当时的湖南省委常委刘正副书记把这份报告带到了北京，送呈中共中央办公厅。 而我，还特地把信抄写了两份，一份挂号给了中国青年报的总编，一份挂号给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写给中国青年报总编的意思是，下乡是中青报为宣传主阵地的，最后的问题也需要他们传递呼声。邮寄国家计委的初衷，因为以我春种秋收的经济学常识运筹帷幄，也知道工资不是印钞机印刷出来的，至少要有附增的国家计划。
担心坐牢后女儿的冷暖，我把自己好点的两件毛衣都拆了，添加了一斤新毛线，给女儿编织了两件可以穿到上中学的毛衣，还回家给年迈的父母打了两千斤煤饼。
提心吊胆中到了1983年，有一天，路遇何秋爱，她告诉我，不要担心了，那封信随湖南省的其他信送到中央去了，批不批不要紧，关键是不会坐牢了，湖南省委通过认可了。
后来才知道，知青待遇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国家的一大难题，每年国家耗费8个亿，换来的却是知青、家长、地方和国家的四个不满意，而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也正在寻找一个从根子上解决知青问题的办法。
此后，企事业单位工资晋级，分配住房，全体知青获得了公平竞争的起点，可以挺直脊梁骨做人了。当然，农龄转换工龄的优待政策，也是许许多多人争取的结果，《知青福音书》只是其中的一个砝码，只是我办事比较规范，不但保存了底稿，而且走的是党委路线，步步有记号而已。
三. 重新起航我为中国少年鼓与呼
农龄置换工龄，让我们这些为国家特殊时期的安定作出贡献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不但工资级别和福利级别都了合理的提升，最关键的是我们获得了公平竞争的资质。
初到合肥的我
农龄转工龄我有14年半，一下子成了老资格，配上1985年获得的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历，一向坎坷的人生，便从这里开始峰回路转。
不久，恰逢专业技术职称考评，我顺利获得中级职称，成为“文革”后首批中级职称获得者，还补发了一千多元工资，本来需要五年偿还的债务，不但第四年就已还清，而且开始按月储蓄，准备孩子上大学的钱了。一切如鱼得水。
之后，我被调往集团子公司党委办新闻干事的岗位上，风生水起地干了几年，个性不安分的我又开始异想天开了，我的文学梦蠢蠢欲动。那个军工企业在一个山沟里，一叶都能障目，何况重重山岚？哪怕是做一个流浪者，我都要去圆少年的那个梦！就这样，我在1996年3月12日辞职走人，离开了那个金边的铁饭碗，下海体验生活，担任一家民营企业集团广告公司的总经理，随后又在1997年自主开办了海略文化传播公司。几年间，虽然我灵活自如地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快节奏，经营公司创造效益毫不含糊，但还是被厚黑的市场经济现实鞭打得体无完肤，最终在1999年春天彻底告别总经理的岗位，凭借抓阄的指引，我买了一张去往安徽合肥的单程票，开始了流浪合肥的生涯。
《不是孩子的错——为中国少年成长辩护》2005/2013版
我看到样报已经是两个星期之后了。而那时候，我正面临人生的艰难：刚接到离婚判决通知——无家；商报被日报兼并整改，外聘一律不接收——无业；刚刚失业身无分文——无产。“三无人员”却被推到一线，成为新闻人物，命运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经过整整半年近乎乞讨的日子，我才用散文稿费支撑起自己，也才被合肥市委机关报合肥晚报赏识，特聘为副刊部编辑。2000年10月，在50岁的门槛前，我终于圆了个新闻职业梦，距离文学梦又近了一步。 在合肥晚报，我主编的“心灵航线”热线版面，得到了本地中学生的青睐，每天，孩子们的热线都非常多。慢慢地，我成了孩子们的信赖者，“心灵航线”演变成了孩子们的“成长导航”。在聆听孩子们的滴血心声、为他们的境遇打抱不平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不是孩子的错”的道理。有的分明是师德失控加害于学生，却只有学生受害没有正义的保护；有的明明是父母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却认为孩子不乖，让孩子去看医生吃药。老师有责学生遭殃，父母有病孩子吃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功利忽悠，忽悠的理由就是成才，那时候，成才的狂潮甚嚣尘上，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和内心需求则被成才的潮头湮灭了。 于是，我开始研究成长，发现读者普遍混淆了“成长”与“成才”的概念，用“成才”代替了“成长”，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错位啊！成长是人类自然属性的需求，而成才是人类社会属性的需求，不管是否成才，都必须健康成长，而即使是成才，也首先必须健康成长啊。我利用心灵航线的版面发声，为中国少年的成长辩护。这期间的热线故事，后来被国家行政出版社的任燕老师收集，编辑成了《不是孩子的错——为中国少年成长辩护》一书，并在2005年出版发行。
在学校做公益讲座2005年夏天，因为热线越来越火爆，以致我无法正常进行编辑工作，而那些因为师生冲突、亲子关系冲突离家出走的少年，往往都会到报社来找我。这让我深思，有多少少年在青春的水深火热中挣扎啊，与其孩子们来找我，不如我去找孩子们，去践行我的“为中国少年成长辩护”的诺言。
我再次辞职离开我挚爱的传媒这个金饭碗，自费发起“成长110·百城义行”的大型公益活动，走100座城市，做300场讲座，援助10000个家庭，为青春成长的少年们鼓与呼，为厌学辍学休学少年送去我们的温暖陪伴。 而《不是孩子的错——为中国少年成长辩护》的新书被评为“2006年十大家庭教育图书”。
《嘘，我们正在蜕变——为中国少年成长护航》和《初恋不是早恋——为中国少年成长辩护》已经成为教育家们的案头参考书。 来源：《知青萧芸》公众号 点击以下 ⇣ 图片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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